欧洲封建经济可以界定为通信和能源自给自足的复合经济体。农奴、耕牛和马匹构成了最主要的劳动力来源，而森林一方面构成了热能的大多数来自，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小规模冶金的需要。除神职人员和少数庄园主之外，老百姓基本都是文盲，其经济生活受制于“口语文化”的时空局限性。由于古罗马道路年久失修而处于废弃状态，所以世纪欧洲的商业和贸易几乎一片空白，经济和社会严重倒退，回到了相互隔绝、靠农业自给自足的社会。几乎全部的产品都用于即时消费，仅有极少量剩余的用于本地交易，以补充庄园主以及乡村农民的日常所需。

  在英国及欧洲别的地方，农业生产建立在土地公有的框架之上。封建领主通过各式各样的土地契约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世袭地产的所有人不仅世代拥有土地承租权，还有权永久居住在祖辈的不动产中；而一般的承租者则没那么幸运，其租赁时限通常不会超过三代，此后，封建领主既能重新订立契约，也可以收回土地；一般佃农则基本上没有一点的承租权，完全受控于封建领主。

  租赁契约要求农民或上交特殊的比例的农作物，或为封建领主免费耕种土地。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货币经济的初步发展，地主开始要求承租人缴纳一定数额的租金或税款。

  因此，土地的共同耕作成为欧洲民主决议制度的最初尝试。农民委员会负责监督相关经济活动，具体包括耕种、收割、轮作、森林和水资源的使用，以及公有牧场上放养牲畜的数量。

  封建社会的财产关系概念与现代社会的财产关系概念大相径庭。在现代社会，我们大家都认为，财产是指对财产享有的排他性权利，财产可以被占有，也可以在市场上交换。然而，封建社会则截然相反，即世间所有物品都被视为上帝的创作并受上帝支配。上帝的创造物被想象为“巨大的链条”，下至最低级的生物，上至天堂中的天使，一切都处于严格的等级制度内。所有创造物都处于特定的等级当中，并被要求履行相应的职责，以满足其上游或者下游链条的需要，从而确保整个链条的顺畅运转。在这样的神学体系内，财产被视为一系列责任，从金字塔最顶端的上帝，到最底端耕种土地的农民，所有人都是责任的承担者。鉴于此，财产不能被某人排他性地占有，而是要被分成不同的财产权利，并且需要所有者承担对应的义务。比如，当国王将土地分封给领主或者诸侯时，“国王对于土地的控制权任旧存在，但是因土地所产生的收益则不再归国王所有”。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施拉特（Richard Schlatter）解释道：“没有人完全拥有土地。上至国王，下至耕作一线的农民，所有人都具备一定的支配权，但没人可以完全占有土地。”

  就这样，封建经济几乎原封不动地维持了700余年。然而，在16世纪，新的经济力量开始冲击封建秩序。这种冲击源起于都铎王朝，并逐渐蔓延至欧洲的其他区域。原来的公有土地被圈了起来，变成了私有财产，并在国王、议会或者乡村社区会议的许可下进入市场交易。

  16世纪至19世纪早期，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被历史学家称为“富人对抗穷人的革命”，正是这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和政治的形态。无数农民背井离乡，被迫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为市场经济的萌芽提供了可雇用的劳动力。

  在两种关联因素的一同推动下，圈地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对封建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运动发展初期，食品消费需求日渐增长，城市人口迅猛增加，造成了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这对在通货膨胀前收取固定地租的封建地主形成了冲击。与此同时，纺织工业的兴起推高了羊毛价格，从经济上刺激地主开始圈地养羊。

  成千上万的农民无家可归，看到昔日种植燕麦和黑麦、用于养活家人的土地上饲养着绵羊，农民们备感绝望。饱受饥苦的农民随处可见，但绵羊却被饲养得又肥又壮，羊毛被剪下来，送往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纺织工厂。

  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爵士在其著作《乌托邦》（Utopia）中描述了这一苦难时期，猛烈地抨击了地主阶级的贪婪：

  我听说，你那昔日温顺、驯服、食量很小的绵羊，如今变成了疯狂的吞噬者，甚至能将人吞下。它们消耗、破坏并吞噬所有土地、房屋和城市。

  第二次圈地运动浪潮发生于1760年到19世纪40年代之间。工业革命开始扩展到英国全境及欧洲别的地方。新的经济模式使城市人口激增，对食物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高昂的物价促使地主圈起更多的土地，从而使欧洲最终完成了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农业经济的过渡。

  圈地运动和随后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财产关系的属性，使其从有条件的所有权变为排他性的所有权。在人类隶属于土地几个世纪后，社会迎来了土地私有的时代，人们逐渐能够以不动产的形式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土地。人们世代居住的房屋变成了资本和信用的来源，被用于追求商业利润。而劳动力也成为一种专属权利，可以以合同契约的方式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不再受制于土地公有制下的义务和社会地位。

  英国圈地运动不仅创造了现代私有财产关系概念，而且促进了相应的法律监督管理体系的出现。在封建社会，经济活动很少在亲属关系和熟人圈子以外展开，并且这些经济活动存在诸多限制。由于没强制性的普通法和规章，人们不愿意与其社交圈外的人进行财产交易。在关系紧密的熟人社会，人们主要以口头承诺作为担保，以确保交换在诚信的基础上进行。

  一般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使现代市场成为可能。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对于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的匿名市场，则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准则来支撑。完善的私有财产制度需要有警察和法院做后盾的法律制度，以确保买方和卖方履行契约义务。在从封建公有制到市场经济产权私有制的过渡中，英国法律体系也逐步走向成熟，这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旧秩序向新时代的转变。

  大部分历史学家注意到，日渐增长的羊毛市场和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制度在推动封建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其他经济因素也在这一转变历程中起了一定作用。人类学家指出，在13~14世纪，新农业技术的涌现大幅度的提升了农业生产力，促使人口持续增长（除了黑死病使人口数量短暂下滑）和城市生活出现。这些新农业技术包括北欧的重轮犁的发明、马对耕牛的取代，以及轮作方式从两轮轮种到三轮轮种的转变。历史学家也将这一转变归功于冶金技术的创新和一系列新机械的发明，例如凸轮、弹簧、踏板、复杂曲柄和调速器，这些都促使机械从往复运动向旋转运动转变。

  虽然上述因素都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都不是根本因素，不是导致史称“雏形”的中世纪工业革命发生的最根本原因。

  中世纪后期，印刷革命和风力、水力共同作用，才从根本上推动了欧洲从封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最终改变了欧洲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很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经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欧洲（后来产生于美国）疲软的原始工业经济，而非之前的封建经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到了水力和风力。斯密将新的动力源作为劳动分工的一个范例，而马克思则将风力和水力与能提供更可靠、更稳定动力的蒸汽作对比。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一样，马克思也未能对封建经济与中世纪的经济模式加以区分，错误地认为“人力是封建社会的标志，而蒸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事实上，正是风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社会的能源关系，从而逐渐形成了中世纪的市民阶层。此外，马克思还提到了印刷出版的重要性，但也仅仅是将其视为唤醒科学兴趣和科学追求的一种手段：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同时也成为驱动知识要素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然而，斯密和马克思都没有认识到，印刷术、风力和水力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才能成就欧洲经济模式的转变，并最终改变欧洲社会和政治形态。

  欧洲人对水磨的使用历史悠远长久，从罗马时代就慢慢的开始。但是受技术所限，水磨一直未能充分取代人力。然而，到了10~11世纪，技术创新将水力推向了经济生活的中心。据统计，截至11世纪末，英国的34个郡共有5600座水磨。同一时期，法国有20 000座水磨，平均每250人就享有一座。水磨的经济影响非常显著：一座水磨产生2~3马力所用的时间仅为普通磨坊的一半。一座水磨可以取代一二十人的劳动。仅在法国，水磨产生的水能就等于全国1/4的成年人所提供的能量，动力大大提升。

  早期的水磨主要由庄园主投资兴建，一般建在流经其土地的河流和溪流上。随着欧洲城市和乡镇的大量涌现，各地都兴建了自己的水磨，形成了独立于庄园主的能量来源。

  在水资源不足或相对缺乏的地区，以及产权属于封建领主的地方，乡镇和城市都将重心转向了风力。欧洲的第一座风车兴建于1185年，建在英国的约克郡，随后，这种风车很快在欧洲北部地区风靡。由于风力无处不在，不受土地限制且完全免费，所以任何地方都可通过风力。于是，众多乡镇和城市纷纷启用风力，这样一来，大众掌握的能源完全可与当地领主相媲美了。为了纪念风为其带来全新、强大的能量来源，城市民众将风车称为“平民风车”。

  水磨和风车大范围的应用于碾米、制革、洗涤、运作高炉风箱、制作燃料、榨制橄榄油以及许多其他经济活动，而水磨最主要的作用表现在漂洗行业。漂洗是将羊毛变成布匹的第一步。在羊毛脱离织布机的过程中，一定要经过去除杂质、清洗的步骤，并且需要通过在水中的敲打来增厚。而在水磨出现之前，完成上述过程需要人在水槽中反复地踩踏。是水磨改变了漂洗流程。人脚被木锤取代，而水磨则为木锤的起落提供了动力。一连串木锤可以取代一整组漂洗工人，而木锤的操纵仅需要一个工人即可。

  漂洗业生产力提高使更多的土地从种植农作物转向饲养绵羊，从而使其变得更有利可图。这也难怪漂洗作坊有时被称为“13世纪的工业革命”。在描述漂洗作坊时，历史学家卡勒斯–威尔逊（E. M. Carus-Wilson）将其称为“一场带来全国性经济繁荣并大大改变了中世纪英国的面貌的革命”。就这一点而言，威尔逊认为漂洗业机械化的影响力“可以与18世纪纺织行业机械化相媲美”。

  18世纪90年代，在蒸汽机时代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前夕，欧洲有50多万座水磨，共同提供约225万马力的动力。虽然风车在数量上少于水磨，但其提供的动力更多，平均每座风车可提供30马力的动力。

  虽然封建贵族和早期城乡市民阶层都曾对新能源进行抨击，但由于新能源分布广泛、总量充足，再多的抨击也不能阻挡新能源最终为市民阶层带来大量好处。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所拥有的动力能源等同于甚至超过封建权贵所拥有的，这使得市民阶层有能力冲破受财产义务约束的封建经济模式，过渡到由财产权利所构建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些现象在历史上都是首次出现。中世纪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对风力、水力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新技术对经济的重要意义做出了如下总结：

  15世纪后半期，欧洲不仅掌握着比之前更多样的能源动力，而且拥有众多的技术方法来增进对这些能源的理解，从而指导对这些能源的使用。相比此前欧洲人以及同时代的新旧世界使用的方法，这一些方法更具多样性和灵巧性。1492年之后，欧洲的对外扩张都是建立在欧洲能源消费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提升的基础之上。

  从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从自产自用到交换生产的转变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通信技术革命为新能源带来众多的经济活动提供支撑，这种转变也不有几率发生。通信革命以1436年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印刷机为标志。

  印刷机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其重要性堪比当今互联网产生的影响。当时印刷材料的数量相当惊人：

  一个出生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之时）的人到50岁时回顾自己的人生，会看到人们已经用新的印刷技术印刷了大约800万本图书，这一数量超越了自330年君士坦丁堡建城以来欧洲手写本图书的总量。

  当今社会，我们将印刷看作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印刷早已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我们很少思考印刷文字对我们的思维组织方式产生的重要影响。中世纪的手抄本则具有自身的特质，抄本的内容随着不同抄写人的主观投入而不断发生改变。但是印刷则去除了主观因素，提供了更加理性、更加精确以及更具分析性的获取知识的途径。同时，印刷有别于依赖记忆的口述文化，它不会导致流于形式的套话，且能储存记忆，并使信息更具可检索性（以目录、索引、脚注和参考文献的形式），从而使思想更为深刻，单词量得以扩展，印刷还开发出一种更加精妙的语言体系，可以供人们根据具体的情景或经验具体使用。

  印刷对人类的商业贸易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刷引进了表格、列表和图形，提供了比个人评价更客观、更精确的描述方式。印刷不仅使地图实现标准化，而且使其价格更加便宜并可大量复制，来提升了陆地旅行和海上航行的可预测性，进而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

  印刷也使商业合同的出现成为可能，使之成为远距离贸易以及在遥远地区拓展商业贸易的关键要素。在封建社会时代，经济联系主要靠口头交流，经济活动也局限于近距离交易。在口述文化时代，一个人的“言语”足以决定经济活动安排。即使在今天，会计专员仍然使用audit一词表示财务审计，而这个词的来源还可以追溯到封建经济时代，在当时，审计师必须大声喊出财务信息来核实交易的真实性。此外，印刷还开辟了现代记账这一新模式。标准化的提单、流程单、发票、支票和本票可以远距离运输并长期保存，进而提供了一种多样化的、颇具扩展性的管理方式。随着风力和水力等新能源推动商业模式继续扩展，这种管理方式刚好与之相匹配。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商业“信用”以带有个人签名的书面形式得以确保。

  印刷技术与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结合对人们的读写能力和能源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封建等级制度也构成了巨大挑战。两者协同作用，加之公路和水路运力的逐步改善，这一切因素共同加快了交易速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远距离贸易成为可能。

  全新的通信/能源矩阵不仅缩短了距离和时间，将几个世纪以来长期处在隔离状态的人们联系在一起，更鼓励人类走向开放，进而形成四海一家的世界性概念和思想。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地方主义和排外主义逐渐瓦解，人类开始想象一切新的可能性。这一繁荣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北方文艺复兴”—一次文学、语言、科学实验和对新世纪探索的全面觉醒。

  到了中世纪后期，欧洲已有1 000多个颇具经济活力的城镇。除了提供粮食仓储、住宿和商店，这些城市中心也成为各类手工艺人的聚集地。这些新的城市管辖区通常被称为“自由城”，被看作独立于当地领主的区域。例如，按照一般的惯例，如果一个农奴从封建领主那里逃离，进入自由城避难的时长达到一年零一天，那么这个农奴就变成了自由人，他能自由地从一个自由城迁徙到另一个自由城，并在那里定居。

  新城镇的手工艺人（金属工、织布工和染工、兵器制造工、泥工、刺绣工和玻璃工、公证人、制帽工和家具制造者）加入行业公会，以便于制定货物的品质衡量准则，并规定产品的固定价格和产量。公会并非完全采用市场机制，它制定的货品价格是所谓的“公平价格”而非市场行情报价，目的是维持人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方式而并非获取利润。公会着眼于维持现状，因此绕开了自由劳动力市场和竞争价格这两个市场经济的要素。

  由于封建领主制度瓦解，大量廉价劳动力突然涌入，加之印刷机和新能源结合带来的生产潜能增加，17世纪的行业公会制度开始走下坡路。商人们绕开公会，将工作分给郊区的廉价劳动力（称之为“外加工制”），正是这一现象逐步侵蚀了公会所建立的、牢不可破的商业规则。外加工制为完全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就在商人与行业公会斗争的同时，作为一股新的生产制造业力量，小制造业主也与行业公会展开了斗争。这些小业主开始努力为其价格低的商品开拓国内市场，他们中多数人的工厂都利用水力和风力提供动力。

  在推动国内市场自由化方面，新型制造商和商人志趣相投。他们联合起来拥护国内自由贸易，希望消除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希望商业合同受到法律保护，并且希望改善交通状况，以便逐步扩大市场。然而在对外贸易方面，他们产生了分歧。商人与君主结成联盟，旨在落实殖民政策，实行国外优惠于国内的贸易政策。商人的逻辑是：从严管理国内生产，确定保证产品质量高、成本低，从而以高价格销售到国外，以换取贵金属。相应地，海外殖民地被禁止生产成品，只能生产廉价原材料，并出口到母国，随后被迫以高价格购买母国生产的成品。

  重商主义政策有利于出口商，却损害了母国和殖民地制造商的利益。此外，重商主义限制在国内市场生产的产品数量，从而人为地抬高出口价格，这不仅不利于国内制造商，而且也迫使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和城市工薪阶层不得不同国内产品的昂贵价格进行抗争。

  对重商主义的反抗情绪在欧洲和殖民地持续发酵，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率先与英国决裂。紧随其后，法国大革命也于1789年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

  这两个政治事件具有决定性意义：既确保了在自由市场中通过自由贸易获得私有财产的权利，也争取了政治自由和民主选举的权利。第一批现代联邦制国家都在思考谁应该拥有选举权这一问题，这使上面讲述的情况更加毋庸置疑。美国、英国、法国以及18~19世纪的其他民主国家都认为，政府的使命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与之相一致的理论是，拥有私有财产的人才享有投票权，这样一来，就将新成立的民主国家建立在以私有财产自由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框架之上。

  人们通常会认为，财产在市场上自由交换等同于资本主义。事实上并非如此。虽然资本主义通过自由市场运作，但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市场的必要条件。

  中世纪后期，针对稚嫩的原始工业而兴起的变革促进了自由市场的发展，但直到18世纪末，随着蒸汽机的发明，我们目前所熟知的资本主义才逐渐兴起。早期的制造厂主要是些小型家族企业，雇用的人员通常为企业所有者的亲属，偶尔也会雇用一些流动性劳动力。虽然这些企业家已在市场上开始运作，但资本主义尚未萌芽。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首先发生在纺织贸易领域。通过第二章的介绍可知，那些急于摆脱公会管制的商人开始在乡村地区雇用廉价劳动力（即分包的早期形式）。城里的工匠资金充足，有能力购买纺织机；与之相反，农村劳动力则因为贫穷而无力购买属于自己的纺织机。于是，商人们通常通过出租的形式向农村劳动力提供纺织机。由于纺织机的租金非常高，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勉强够支付租金，并无多少剩余收入用于贴补生活。通过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转移给商人，一种改变经济历史的新的经济模式被建立起来。

  16世纪末，新一代小制造业主将工人聚集起来，令其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使用水磨和风车，以充分的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但是对于工人们所使用的机器，这些小制造业主同样拥有所有权。这样一来，那些之前拥有生产设备的工匠就被剥夺了生产工具，沦为雇佣劳动力，开始效力于他们的新主人—资本家。

  纺织贸易由此落入资本主义囊中，其他贸易也紧随其后。历史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曾经指出：

  生产从属于资本。资本家和生产者之间出现阶级关系，应当被视为新旧生产模式之间的重要分水岭。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劳动力向资本屈服，因此导致了18世纪后期的阶级斗争。亚当·斯密对自始至终困扰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进行了剖析，从而发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生产工具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在这两种所有权的存在之下，数以万计的劳动者被剥夺了谋生的工具。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之下，农奴和农民被从世代耕作的土地上驱逐，而生产工具所有权的归属则使工匠们被剥夺了生产工具。亚当·斯密认为，虽然这些人被委婉地称为自由劳动力，但事实上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他写道：

  在那个未开化的早期社会，生产资料囤积和土地划拨都尚未出现，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完全归生产者所有……但是，一旦特定人群占有了生产资料，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自然会利用这一点，让勤劳肯干的人们为其工作，并为这些工人提供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保障，这样他们就能够最终靠出卖工人的劳动成果，或者通过生产资料之外的劳动附加值获取利润。

  对于那些拿囤积生产资料来冒险的人来说，获取投资收益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该情形下，工人劳动产生的生产资料的劳动附加值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人工资，另一部分就是除去预付生产资料成本和工人工资之后雇主获得的利润。

  土地从共有财产向房地产的转变也遵循类似逻辑。斯密认为：“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旦其土地变为私有，土地所有者就会变得像其他事物的所有者一样贪婪，热衷于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上的自然收成也要收取租金。”

  最初，全部价值都以这样的形式在某些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不管价值来自社会劳动力每年所集聚或生产的产品，还是其他任何来源。工资、利润以及租金是所有收入的三个基本来源，也是所有交换价值的来源。而所有另外的收入归根结底也都是从这三个来源中的某个里获得的。

  大多数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秉承这样的信条：利润是对那些冒险投资的资本家独有的回报。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却认同马克思的观点：从工人工资中抽取部分贡献值，将之当作利润（即剩余价值），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因此有必要做出一种更为公正的安排，即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并让工人充分享受其劳动成果所带来的收益。

  但是，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出现的工业革命雏形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小制造业主的确在中世纪后期才出现，而且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在水力和风力领域的投资，其中一些小制造业主开始把工人聚集在一起进行生产，但是，作为成熟资本主义企业的前身，这些制造厂多半规模较小，并且要靠家庭资助获取资金。

  18世纪最后10年及19世纪初，伴随新型通信/能源矩阵的兴起，如我们今天所言的资本主义才应运而生。

  1769年，詹姆斯·瓦特发明了以煤炭为动力的现代蒸汽机，并取得了专利，生产效率因此大幅度提高。1787~1840年，英国的棉花产量“从2 200万磅[a]猛增至3.66亿磅”，与此同时，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却大幅度降低。到1850年，燃煤蒸汽机已经风靡欧洲与北美。然而，直到爆发欧洲大革命的1848年，法国境内的水力却“仍为蒸汽机能源的2.5倍”。在法国，相比煤炭、火电、蒸汽技术，水力仍被广泛地用于工业生产。例如，在法国784家钢铁企业中，仍有672家使用水磨产生能源。

  19世纪后半期，能源混合方式迅速变化。蒸汽动力从1850年的400万马力飙升至1870年的1 850万马力。

  在煤炭储备充足的国家，蒸汽动力迅速普及。在欧洲，英国是第一个由水力和风力向煤炭能源转变的国家，德国紧随其后。美国也凭借其充足的煤炭储备迅速赶上了欧洲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上述三国慢慢的变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力军。

  燃煤蒸汽技术迎来了新型通信/能源矩阵，即蒸汽印刷和蒸汽机车，而这两者则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广阔技术平台。

  燃煤蒸汽机车缩短了空间距离和事务处理时间，改变了商业贸易的本质。截至19世纪30年代，蒸汽机车的时速超过了60英里[b]。身处21世纪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蒸汽机车能够以如此速度运送旅客和货物的事实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截至1845年，每年有4 800万英国人乘坐火车。仅19世纪50年代，美国就铺设了超过2.1万英里的铁轨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部分地区连接起来。为了更直观地感受火车所带来的时空压缩感，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847年，从纽约到芝加哥，乘坐马车需要三周甚至更长时间；而到了1857年，同样的路程，乘坐火车只需72小时。

  除了速度优势，蒸汽机车提供了一种可靠的交通方式，不同于公路运输及水路运输，蒸汽机车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对于同一路程，在相同时间内，驳船只能走完一趟，而蒸汽机车则可往返数次；此外，在同等运费下，蒸汽机车的运输量是驳船运输量的三倍。速度与可靠性相结合使得商业与贸易在欧美大陆大幅扩张，而其成本却大幅下降。

  在19世纪上半叶，铁路建设在美国仍然很少见。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铁路建设的高潮才线年，美国私人铁路公司的总投资额达到10亿美元，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一个数字是惊人的。这些资金使得30条大型铁路得以完工。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飞速增长的资本投资才逐渐停止。至此，美国共铺设了7万英里的铁轨，将美国大陆的大多数地区连接了起来。到1900年，蒸汽机车铁轨总长达到20万英里，将美国境内的大城市、小城镇乃至小乡村都连接了起来。要投资这种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需要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即现代控股公司。虽然在此之前控股企业已为人所知，但其数量仍然较少，且通常仅限于短期贸易活动。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是国家特许建立的控股公司。随着铁路证券销售的发展，纽约证券交易所已从一个小规模的交易所变成了世界性的金融重地。实际上，美国大多数铁路证券的购买者都是英国投资商，其次才是法国和德国投资商，但很少有美国人了解这一史实。

  实际上，铁路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商业公司”。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即所有权与管控权相分离。从此以后，大型商业公司可以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经理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确保股东的投资回报率。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企业模式：劳动者只拥有生产工具的使用权，而没有生产工具的所有权；投资者只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没有企业的管控权。

  建设铁路基础设施的高成本催生出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将上游供应商与下游消费者垂直整合。大型铁路投资方通过购买矿产资源，确保用于机车生产的煤炭供应。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甚至向宾夕法尼亚钢厂提供资助，以此确保铁轨钢材供应的稳定性。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在车站周围建设并运营宾馆，以此满足乘客的住宿需求。

  因此，在管理大型的垂直一体化企业时，集权化的、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模式成为最有效的方式。铁路公司最先理解新型通信

  /能源矩阵下的必备运营条件。铺设并维护数千公里的铁轨，监管整个国家的铁路运输，维修和生产数以千计的器械设备，协调货物运输与交付，制订旅客行程计划并确保准点率，监管数千名员工的工作，这一系列任务意义重大。而且，一旦系统中的任一环节出现失误或故障，就可能会产生（通常都会产生）连带效应，危及总系统的运行。要成功运营这样的巨型企业，需要将公司商业运作的各方面做合理配置。

  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对商业合理化的内涵进行过精彩阐述：现代商业公司呈现金字塔模式，所有的决定都自上而下传达。正式的规定和程序决定了活动流程、任务的定义、工作开展的方式，以及每一阶段工作绩效的评判方式。管理的每个层级都经过精心规划，几乎不留一丝随意发挥的余地。任务被分解到不同部门，每个员工都在详细的操作说明之下开展工作。企业内部的晋升依据的是员工的价值及可量化的客观标准。企业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钱德勒（

  Alfred Chandler）曾描述铁路是如何将合理化进程应用到其管理架构之中的。他注意到：铁路公司是最先需要雇用大量职业经理人并最先拥有总公司的，在总公司中，中层经理人负责经营，高层经理人负责管控，并向董事会汇报。它们是美国最早建立庞大的内部组织架构的商业企业，设有严格定义的职责范围和权限，总公司、分部和野外作业单位之间相互沟通。同时，铁路公司还是最先研发金融和统计流程的企业，以此控制和评估职业经理人的工作价值。

  韦伯以及其他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体制需要对公司做垂直整合以组织商业运作，这样才可以创造规模经济和高度合理化的公司行政体系，即集权化管理和自上而下的管控模式。根据韦伯的观点，理想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将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集中起来实现合理化的行政组织。股票销售对投资资本的配置、自由劳动力的动员、大型生产程序的建立、市场上存在竞争力的交换、法律章程的形式性支撑，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量化，而且建立理性的行政管理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等级架构中决策权力的集中。韦伯的观点是对的，但他忽略了一点：这种中央集权式的管理模式同样体现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

  年，弗里德里希·柯尼希（Friedrich Koenig）发明了蒸汽印刷机，随后，蒸汽印刷机开始以闪电般的速度为伦敦《》印刷报纸，老式人工印刷每小时仅能印制250份，而蒸汽印刷机每小时能印刷1 000份。截至1832年，印刷机印报纸的速度提高了一倍以上。使用蒸汽动力印刷机印刷，不仅速度快，且价格低廉，这大大提高了欧洲和美国的文化普及率。许多新兴工业化城市开始建立公立学校系统，并推行义务教育，为未来的工人提供了必要的沟通技能，使他们为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更为复杂的商业经营做好准备。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蒸汽印刷取得了一系列技术进步，大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并提高了产量，这些技术进步包括造纸机、铅板印刷以及旋转式打印机。在技术进步的促进下，蒸汽印刷革命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提高，与燃煤动力铁路运输齐头并进。

  国家邮政局逐渐从马车运输转向铁路运输，而廉价、快速的印刷方式刚好与同样廉价、快速的交通方式相结合，加速了商业贸易。时效性合同、支票、运货单、报纸、广告、操作手册、书籍、目录以及其他类似的纸质产品均可通过铁路运输。供应链、供应商和消费者在极短的时间内联系在一起，并且这个时间段从以往的数周乃至数月，缩短为数小时或数天以内，这极大地加速了商业的发展。

  然而，新型印刷通信革命的成本并不低。如同铁路一样，将蒸汽动力印刷技术引入市场，其投资成本是巨大的。而且第一代蒸汽印刷机结构复杂，每台成本高达

  500英镑或更多（在现今经济条件下，相当于26 500美元）。当成本更高的新一代印刷技术面世时，蒸汽印刷的成本仍在上涨。截至1846年，霍尔双圆柱轮转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刷12 000页。到1865年，卷筒纸轮转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刷12 000份报纸。投资办一份报纸的启动资金也随之迅速增长到10万美元，若放到2005年，这一数字相当于238万美元。

  年美国芝加哥大火之后，大型印刷公司在当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行业领先者有当纳利公司、兰德·麦克纳利公司以及多诺霍公司。这些印刷厂都位于中心位置，负责处理全国大部分印刷材料，从而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在这些印刷厂周边设有很多铸造厂和印刷机制造厂，这促成了芝加哥火车站周边产业综合体的形成。通过连接全国的铁路系统，该产业综合体确保教科书、杂志以及产品目录等迅速送达全国各地。然而，修建及运营这些庞大设备的成本过高，家族企业无法承受。当纳利公司意识到，若要在此行业中占据统治地位，就需要筹集大量的金融资本，于是他们决定在

  年，这些高度集权化运作的印刷企业每年可生产数百万份产品目录，其客户主要为大型邮购公司，如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西尔斯百货公司。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拥有长达540页的产品目录，其中收录了多达24 000种商品，包括生活用品、药品、珠宝、手提包、鞋类、男士服装、炉子、家具、四轮马车、体育用品以及乐器。西尔斯百货公司甚至以邮寄的形式售卖预制构件的房屋。房屋通过铁路进行分块运输，并在当地组装。在我和我妻子居住的华盛顿地区，现在仍然可以看到西尔斯百货公司搭建的小屋。对于生活在小城镇及农村地区的数百万美国人，他们都通过阅读由芝加哥各大印刷厂所印制的产品目录来选购商业设备、家居用品和个人服装。随后，这些货物通过美国邮政局被直接运送到购买者的商店和住处。

  1905年，西尔斯百货公司的邮购业务收入达到286.8万美元，这一数额相当于2013年的7 547.368万美元。燃煤蒸汽印刷与燃煤蒸汽铁路的融合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

  19世纪60年代，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电话网络铺设完成，这标志着通信基础设施从此建立，基础设施网络进一步扩大，从而使横跨供应链及运输渠道的即时商业通信成为可能。蒸汽印刷、电话以及蒸汽机车相结合，使经济资源的运输速度和可靠性大幅提高。钱德勒认为，廉价的电力和热力以及快速、可靠的交通与通信技术是中央集权式工厂在

  /能源矩阵提高了经济活动速度，扩大了经济活动数量，促使人们全面思考跨产业的商业模式。以往，产品的生产和运输是分离的。制造商通过遍布全国的独立批发商、经销商以及零售商将货品投向市场。但是，这些过时的分销渠道不仅速度很慢且不可靠，还具有地域局限性，因此无法将第一代自动化机器生产的大量产品投向市场。此外，许多新型产品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向客户展示，比如胜家缝纫机和麦考密克收割机。同时，不断增长的大批量工业产品需要专业化的售后服务，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与顾客维持长期的业务关系。如此看来，传统的分销方式简直已经无法适应新型商业活动了。对此的解决方案是：在集中化管理方式下，将生产及流通环节结合起来。

  19世纪末，垂直整合型商业公司开始发展，并且在整个20世纪一直被当作主流商业模式。垂直整合型公司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简化价值链的中间环节，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生产力。简单地说，垂直整合型公司通过规模经济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降低了边际成本。这使得他们可以将大量价格低、批量生产的货物卖给需要的人。而更为廉价的产品又刺激了大众消费者的需求，进而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及工作机会，最终提高了工业经济时代数百万工人的生活水平。

  很多公司体会到了整合生产及运输的好处，并将其业务范围扩大至全国，因此，这种新型商业模式得以迅速传播。数百家公司开始采用垂直整合型商业模式，并实现了有效的规模经济，这些公司包括：钻石火柴公司、

  W. Duke andSons烟草公司、品食乐食品公司、亨氏食品公司、宝洁公司、伊士曼柯达公司以及胜家缝纫机公司。实际上，

  19世纪后期，对于那些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迅速发展壮大的企业家来说，他们有能力通过合并及转型成为公开交易控股公司，以筹集充足的资金，这也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原因。凭借这些资金，他们可以抓住垂直伸缩的市场机遇，成为各自行业的领军者。

  世纪最后20年，当第一次工业革命达到顶峰时，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美国及欧洲酝酿。石油的发现、内燃机的发明以及电话的问世催生了统治20世纪的新型通信/能源综合体。相比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单一资源，石油的获取需要投入更多的金融资本，这是了解石油产业最重要的一点。而且，从获取石油以及其衍生产品到将其运送到消费者手中，这一过程步骤繁多，且投资巨大。为了收回投资，只能采取运营整个行业的一切手段，包括勘探、钻孔、运输、提炼以及市场营销，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在高度集权管理模式下运作的垂直整合型公司进行操作。

  即便在今天，发掘及开采新油田仍是一项费时且投入巨大的工程，并且时常有失败的风险。衡量新石油资源发掘总投资需求有一系列激活指标，这些指标足以让胆小者远离该风险性投资。对于能源行业的领军企业来说，在新石油项目上投资数十亿美元是相当普遍的。当伊拉克决定在

  21世纪前10年将其石油产量扩大至3倍时，其总投资大概为300亿美元。2000~2011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及生产的总投资接近2.4万亿美元。石油开采需要复杂的卫星数据分析，以及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等方面的知识，需要最先进的计算机及软件，以采集并解读三维反射地震的数据，并将地球内部结构通过三维影像模拟出来。挖掘两万英尺

  [c]或更深的油井需要昂贵且复杂的高科技石油开采设备。在海平面上树立大量的钻井平台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在复杂的、难以接近的地带铺设数百甚至数千英里的石油管道同样充满了挑战。石油提炼过程也困难重重。地质学家罗伯特·安德森（

  Robert Anderson）描述过这个复杂的操作过程：有机化学家需要先将原油的碳氢综合体分解，再重构综合体，以便提炼出从汽油到聚氨酯等一系列产品。原油的品质也因产区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要求各地制定因地制宜的炼油标准。石油的市场营销十分复杂。随着季节的变化，石油产品的销量也起伏很大。夏季汽油价格较高，冬季燃料油价格较高。因此，能源公司必须借助气象预报、经济增长预测与方案，甚至那些可能引起动乱或投机行为的潜在政治因素，来预测未来的石油需求。此外，能源公司应至少提前

  6个月预测未来石油需求，以确保将适当数量的原油输往适当的精炼厂加工，以满足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对石油的需求。安德森解释道，这一过程因能源企业营销部门的细分而变得更复杂。细分后的营销部门包括工业、批发和零售三部分，此外，营销部门还会根据特色产品被进一步细分，这些特色产品包括沥青、航空燃油、天然气、液态化学品、农业肥料与杀虫剂，以及用于金属业和橡胶业的焦炭。在美国销售的石油有一半会被炼成车用汽油。

  早在石油时代刚刚开始时，一些企业家就意识到，把石油卖给最终用户这一过程非常复杂，而石油企业要想盈利，只有牢牢控制石油的整体运营，才能通过集权化管理模式实现利益最大化。

  年，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洛克菲勒在农村地区购买油井和炼油厂，并且与铁路公司达成特殊协议，以确保拥有石油运输的优先权。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汽车时代刚刚开始，标准石油公司率先成为在全美建立加油站的公司，它在油井和消费的人之间构建了一条复杂的融合了生产与运输的垂直产业链。1910年，洛克菲勒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石油业务。竞争者及民众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于是联邦政府通过了针对该公司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1911年，最高法庭判决标准石油公司解体。但是，政府试图削弱大型石油公司的努力是徒劳的。到20世纪30年代，26家石油公司共占有整个行业2/3的资金、60%的钻井、90%的输油管道、70%的炼油站以及80%的市场份额。这些石油公司包括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辛克莱石油公司、菲利普66公司、联合76公司以及太阳石油公司。虽然石油产业的集中度在今天很少被谈及，但不可否认其可观的现状。在美国，雪佛龙、英国石油、荷兰皇家壳牌、埃克森美孚以及康菲这五家石油公司控制了国内石油开采及生产的

  34%。当洛克菲勒忙于加强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新能源的控制时，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

  Alexander Graham Bell）正在进行电力试验。1876年，贝尔发明的电线世纪石油、汽车、郊区化经济和大规模消费文化的关键因素。贝尔立志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长距离网络，将每部电话都连进同一个系统内。他论述道，通信技术要求垂直整合型公司发挥作用，即建立一个集中受控的单一系统。1885

  年，为了连通各地的贝尔电话公司，贝尔创建了一家子公司—AT&T（美国电线年，贝尔将贝尔公司的资产转移至该子公司名下，使AT&T成为电话服务的代名词。电话服务将全国每一个社区连接起来，推动了美国内陆通信网络的发展，为一体化国民经济提供了管理与服务。早期的AT&T并未受到任何潜在竞争的威胁，这是因为贝尔拥有电话的发明专利。当该项专利在

  19世纪90年代初过期之后，市场上的竞争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00年，美国有大约3 000家电话公司在做同类业务。虽然竞争激烈，但包括华盛顿及州议会的当选官员在内，很多观察家都担心AT&T富有侵略性的政策会扼杀竞争。时任AT&T总裁西奥多·牛顿·韦尔（Theodore Newton Vail）控制全国电话业务的意图昭然若揭，他甚至还提出了一条新的广告语—“一种系统、一个政策、普遍服务”。他公开奚落联邦政府，声称“激烈的有效竞争与调控不一致，二者无法共存”。鉴于AT&T正在迅速摧毁其竞争对手，甚至试图控制西部联盟电报公司，

  20世纪的最初10年，联邦政府开始考虑采取措施将AT&T这个行业巨头解体。虽然担心AT&T成为行业垄断者，联邦政府官员仍然开始意识到，统一的、标准化的通话服务对每个美国人的生活以及美国社会的福祉都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电话服务是一项权利，而非特权。决策者意识到，如果作为统一的实体，电话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可以避免“重复性”行为“、破坏性”行为以及“浪费”行为。1921年，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向国会通报：“电信业是天然的垄断行业。”委员会称，由于建设全国性通信基础设施并实现规模经济所需的投资十分巨大，所以即使存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基础设施竞争模式的设想，实现这一设想本身也将是非常困难的。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将通信服务当作公共产品讨论。韦尔觉察到联邦政府在处理通信产业时存在巨大的矛盾性，他抓住这一点，与华盛顿达成了一个协议。他意识到，联邦政府可能会对AT&T采取措施，因此转变了之前的立场，由呼吁解除管制建立竞争市场，转为号召加强政府管制，他希望借此使

  AT&T成为政府在寻找的“天然垄断”企业。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维特（Richard H. K. Vietor）对这种大胆的、违反常理的战略做了如下描述：韦尔选择在这个时候果断地将AT&T置至于政府管制之下，以此作为避免竞争的补偿。从政治角度讲，这是

  AT&T垄断通信业唯一可行的办法……如此来看，这是获得标准化服务的必要牺牲。这个策略最终得以奏效，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韦尔为其梦想付出了代价。1918年，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通信业实行了国有化，并将其置于邮电部部长阿尔伯特·伯利森（

  Albert S. Burleson）的管理之下，因为伯利森长期呼吁对通信业实行国有化。出于备战的考虑，走马上任之后，伯利森随即任命韦尔管理通信业。韦尔改变了态度，很快接受了由自己的AT&T所撰写的合同条款，这为其将AT&T的所有权转移给政府奠定了基础。这是政府与私营公司之间能够签订的最完美的合约。同时，合约还规定：联邦政府同意将电话公司总营业收入的4.5%支付给

  AT&T作为服务费，同意接受每部电线%的年度折旧率，同意分期偿还无形资产，同意支付所有利息及分红，并且同意保持财产完好如初。在合同履行之初，AT&T就申请大幅度提高服务接入费，这一申请得到了许可。紧接着，AT&T

  又利用其国有资产的主体地位向各州提出类似要求。在被政府“接管”后的5个半月内，AT&T将长途通线%，这使其比在自由竞争市场中的获利更多。战后AT&T又恢复为私营公司，但仍然执行联邦政府在短暂的托管期间制定的费率。乔治·华盛顿大学通信及公共政策与管理专业的杰拉尔德·布罗克（Gerald Brock）教授对此进行过研究，他总结出当AT&T处于政府管制时，它在建设全国性通信基础设施方面所获得的好处：

  接受管制是一个降低风险的决策。AT&T通过牺牲资本与管理上的自由，换取虽有限但有保证的收益，避免了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贝尔系统不仅利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将竞争者打败，并为其寻求垄断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同时还降低了发生全面国有化或严重反垄断行动的概率。直到

  AT&T仍是一家垄断公司，紧接着联邦政府介入，将其与标准石油公司一同解体。然而，到了2011年，AT&T以占全美通信市场39.5%的份额重新夺回行业霸主地位。AT&T的主要竞争对手威瑞森公司则占据了全美通信市场24.7%的份额，两家公司总共占据高达64.2%的市场份额，这使两者几乎形成寡头垄断。电话的出现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信平台，这使得管理遍布全国的分散型经济活动成为可能；交通方式的转变又扩大了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这主要指由燃煤蒸汽机车提供的定点式运输转变为由汽油驱动的汽车、客车、卡车提供的散点式的运输；不同于印刷机和电报，电话可以在任意时刻和任意地点使用，这使得管理汽车时代大容量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利用电话，企业可以“实时”监控规模更大的新型垂直整合业务，并且监控力度更大。新型通信平台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产率。当然，电线年，美国大概有2 500

  个跨州运营的发电厂，另外还有7 500家专用电厂，电力总投资高达5亿美元。除了为通信服务提供电力，这些电厂还为照明设备、工厂设备以及家用电器提供电力支持。由于将营业时间延长到了夜晚，电力照明使得商业活动更加活跃，这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稳步的增长。1910年，美国每10户家庭中只有一户能用上电，而到1929

  年，大多数城市家庭都用上了电。与之相比，工厂采用电力的步伐则相对缓慢。1900年，只有5%的工厂使用电力。随着汽车及大批量流水生产线的出现，这种情况很快得到改善。亨利·福特（Henry Ford

  ）是第一批认识到电力可以大幅提高汽车产量的人之一。后来，他深刻地领悟到，如果没有工厂的电力化以及电动机的发明，他想让每个工薪家庭都能买得起一辆T型轿车的梦想就不会实现。他写道：全新电力系统的产生将汽车产业从皮带和总轴时代解放了出来，因为为每种工具提供自己的电机这一设想最终成为可能。电动机使机器可以按照工艺流程布局，仅这一项就使产业效率提高了一倍。如果没有高速运转的工具，就不会有我们所号称的现代工业。20世纪上半叶，由于蒸汽动力转向了电气动力，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汽车工厂的电气化释放出巨大的产能，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开上了汽车。到

  340万。14年之后，这一数字增至2 300万。在整个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汽车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其他一些重要行业也演变成这个巨型商务综合体的一部分，后来这个商务综合体被称为“汽车时代”。截至1933年，汽车行业消耗了“美国20%的钢铁、12%

  的铝、10%的铜、51%的铅、95%的镍、35%的锌以及60%的橡胶”。1932年，一位汽车爱好者这样描述汽车行业对经济的巨大影响：“汽车业是世界历史上对原材料消耗最大的行业，其他任何行业都不可与之相提并论。”汽车的大规模生产促使石业迅猛发展。在美国，每周都有新油井被开采，而加油站则成为美国随处可见的一道风景。20世纪30年代末，石油已经取代煤炭成为美国的首要能源。由于美国成为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得克萨斯石油随之在世界上成为美国能源的代名词。英国政治家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

  ）曾讽刺道：“天堂或许构建于正义之上，而地球则构建于石油之上。”就像为铁路运输铺设轨道一样，修建道路及大规模生产汽车同样耗资巨大。虽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由政府负责对道路系统进行投资，但汽车行业在美国完全靠私人投资。最初，很多小型汽车公司纷纷涌现，但不久之后，为了实现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和分配，构建大型垂直整合型公司成为当务之急，这导致汽车行业的绝对成本上升，经过市场洗礼，大型汽车公司只剩6家，由汽车工业的三驾马车（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及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引领，直到现在，这三家公司仍是汽车市场上的领头羊。和铁路部门一样，汽车行业也认识到，只有将合理化的集权式管理与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结合在一起，才能监管伴随大规模汽车生产出现的分散式生产活动。在此背景下，美国所有汽车生产商最终都变成了上市公司。汽车经济也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空间发展方向。蒸汽印刷术和燃煤动力铁路运输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印刷、通信及定点式铁路运输界定了商业生活及居民生活的集聚范围。很快，小城市发展成大都市，新型城镇在铁路沿线迅速涌现。那些依赖印刷、通信及铁路运输的企业自然而然地将经营场所设在了通信

  世纪上半叶，随着汽车的问世和全国性公路网络的建立，郊区发展迅猛，是因为汽车可以将乘客和货物运送到铁路无法抵达的农村地区。